下个世纪我们的陆地面积会被海水侵吞多少？网络是否是最赚钱与最有机会的行当？基因工程方面，科学家能否百尺杆头再进一步？
许多眼光远大的人士热衷提出此类问题。并愿意给出答案，他们自称是未来学派，由许多社会科学家和科学工作者组成。对世界进行长期性预测，并将成果变成一本本书籍，如今，这类预测性书籍在新世纪即将到来时，正变成出版业一个赚钱的行当。
一些早期从事这一行当的人物如今已大出风头，他们的名字总是位居畅销书榜单之上。如大众生活趋势专家费思·波普康，数字革命的鼓吹者尼葛洛宠帝，也包括现代管理学大师彼得·德拉克和大趋势的奈斯比特。
1970年，阿尔文托夫勒和海迪·托夫勒夫妇出版了《未来的冲击》一书，这被认为是未来学进入美国主流文化的开端，25年后，夫妇两人成为美国政坛新贵纽特·金里奇所谓的“电脑智囊团”成员后，更使未来学红极一时。
但将其视为未来主义的发明者，显然抹煞威尔斯和乔治·奥威尔，儒勒·凡尔纳的功劳了。剥去科幻的外衣，儒勒·凡尔纳似乎同奈斯比特一样出色。
也许现代意义上的未来学是伴随原子弹的爆炸而诞生，当原子弹的磨茹云上升之后，人们因恐惧，开始热衷推测在如此杀伤力的武器威胁之下的未来。兰德学院的毕业生赫曼·卡恩（HehmanKahn）就运用尽可能多的可靠的科学原则，详尽预测了热核战争的可能后果，其著作《关于不可思议的事情的思考》（1962年出版），为新兴的未来学奠定了基础。
不过，还是托夫勒夫妇的《未来的出版》与1984年的《第三次浪潮》及1990年出版的《权力的转移》三本书使未来学深入大众人心，许多读者从以上三本书中领会到一种观点：当变革发生得太快，以致于人们来不及适应时，就会出现所谓“未来的冲击”。
1982年，奈斯比特映证了上述观点，在《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10个新方向》一书中他对迅速发生的变革“把社会推向何方”做了回答。
今天，未来学家自豪发现，自己所种下的种子正在开花。科学预测正被出版业和咨询业全身心的拥抱。
根据统计数据，在畅销书的前列与常畅书的前列从不会遗漏应时与精典的预测之作。居于对新世纪的展望，未来学著作似乎更容易引发人们从手中掏钱的冲动。
由于他们对未来作过认真幻想，并努力使幻想成真，未来学家在这个年代总是财源滚滚。
在中国，对网络颇有研究心得的人士因为在其书中对互联网业的现状进行恐惧的描述并作出许多创造性提案，正成为各大网络公司、媒体、出版社追踪的热点人物，身份在随着互联网业的扩大而上涨。
在国外，这样的人物首推尼葛洛庞帝。他在麻省带领媒体实验室奋斗的过程中，一直处于计算机与大众传播科技领域的最新沿。早些时候他在自称“数字化生活方式”的《连线》杂志出任专栏作家，近乎宗教般地虔诚鼓吹信息革命，在其著作《数字化生存》一书说：“计算不再只关乎计算机事关生存。”
这位新生代的未来学家掌门人常常在公众场合强调“预测未来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它创造出来。”
当计算机刚刚出世时，IBM公司的董事长沃森曾说：“5台计算机足以满足整个世界市场。”现在连他自己都对当初的预言感到脸红。所以预测未来被看作是一项困难的工作，并且是一门不严格的科学。
对于未来学家的预测，许多的读者抱着很大的怀疑，甚至被一些权威学家，如历史学家西奥多·罗斯扎克，认为“是星期日副刊通信文学和预言的笨拙的混血儿。”人们认为在未来学家们的著作中未来世界被轻松愉快地描述，通篇是迎合时好的广告语言而且华而不实和诱人预言比比皆是。
大众生活趋势专家费恩·波普康所预测的茧居式生活，即在空余时间不出门旅游，吃饭或看戏，连必需品也多采用邮购方式的生活方式到今天仍未像她所说成为主流，而其所谓梦幻历险、个人角色多元化、偶像颠覆等九大生活趋势的预测更遭到传统咨询业的否定，他们认为，单凭她简单平均访问4000名对象，阅读三四百种刊物及看一大堆电影，听各种流行音乐就对未来做如此主观的判断，缺乏量化统计的可信度。
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是：未来主义者很少关心具体问题，如投资选择、劳动成本、工作条件等，因为这类问题会引发复杂、令人不快的讨论。他们更愿意比较空泛的主题：生活方式、新商品、消费时尚，职业、娱乐。所有这些在信息时代都极有可能在信息时代为富裕专业人员和中产阶级上层所享用。他们向那些能够承受这些实惠的人鼓吹太平盛世即将到来。
当他们推测令人惊讶的大趋势时，未来学家在某种程度上正在扮演着未来推销员的角色。
